士魂商才：鍍金入場券的悖論（下）

元雜劇<<龐涓夜走馬陵道>>的引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向來藝成下山找個好老闆，不管他是皇帝、封國諸侯還是跨國企業貢獻所學謀求職位，是再自然不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自爭先向諸侯、公子丟履歷找工作，和當今各個流派的 MBA 對大企業老闆頻送秋波如出一轍。本事自是本事，但貨與帝王家的貨究竟為何呢？

現今 MBA 的 skill set 論真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一種形式邏輯，而這套特定觀點是在 business practices 中逐漸演化完備，而非科學定理或者公式。說是社會科學都是 pseudo-science，理論大多是grounded theory，很少可以建立可信賴的模型，遑論預測。然而 MBA 的語言又是如此強大有力，幾乎可以左右當今人類商業社會的行為準則，類偽科學最大的悖論莫過於此。MBA 這個西方近代發展的學科，其發展以及困境，其實非近代西方所獨有。中國儒學自董仲舒以降定於一尊，朱子之後四書更是標準的教科書，論孟學庸幾百年的威風凜凜比現在 MBA 的產銷人發財更有氣勢;自漢起到清，帝王也經常回 executive班複習充電謂之經筵。然而即便儒學如此尊崇，對於儒學的學問該如何界定，呂祖謙尚邀請陸象山、朱元誨展開鵝湖之會大辯論，四書為儒生依歸是稍後的事情了。MBA 也歷經了不同中心思考的各階段，產銷人發財一說其來有自，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911年便提出 scientific management 理論，工業革命後以生產為尊的知識發展導向於焉確定; 俟候生產豐盛，銷售成了重點，陸續的課題如人力資源如何支援生產銷售，財務如何操作等等，逐一成為關注焦點。上世紀中末葉，Michael Porter 的競爭優勢、策略管理等概念被學生以及業界奉為圭臬，至此MBA世界的框架與景深依附著戰爭策略語彙，business as warfare，而might is right 也成為價值準則。

細品西方兵聖 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的著作，或是孫子兵法，不難發現這些偉大兵書並非使用守則，反而是富於哲學性的思考，重概念輕準則。克勞賽維茲說「戰略決策是一門藝術，而戰術指揮則是一門科學」，此段話和諸葛亮的<<隆中對>>一樣引人深思。戰略決策之所以是藝術，肇因於影響戰爭變數太多，態勢充滿可計算的風險（risk）、不可計算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和無法界定的模稜兩可(ambiguity)，更有甚者，決策過程是動態的，即使用現今AI技術、運用博弈理論，也無法了了分明。惡意併購可能是最接近血淋淋戰爭的現代商業行為之一，不管金融財務手段（戰術）為何，戰略目標多半是取得該公司的控制權，然而控制權只是軍事戰略目標，發動併購者在取得控制權後，如何治理如何融入原體系，才真定輸贏。都說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反之，軍事成果真正的落實則在於政治目標實現與否，而政治目標經常是權力本質與型態的不同表現。權力本質型態與展現如水晶迷宮般極不尋常，單純以戰爭隱喻(warfare metaphor) 是見樹不見林。

1940年五月十日下午六時，時值二次大戰初期，英王喬治六世召見邱吉爾要他組閣並出任首相，三天後邱吉爾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House of Common並發表就職演說，隨後訪法，得知法國即將向德國投降，邱吉爾隨即下令撤離在法英軍，保存實力，這就是敦刻爾克大撤退。撤離成功，邱吉爾通報下議院並發表演說：

          「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and even if, which I do not for a moment believe, this islan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ere subjugated and starving, then our Empire beyond the seas, armed and guarded by the British Fleet, would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n God’s good time, the new world, with all its power and might, steps forth to the rescu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old」

          六月再度訪法，勸服法國繼續作戰，不成。戴高樂流亡英國。邱氏旋即發表演說：

          「Let us therefore brace ourselves to our duty and so bear ourselves that i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Empire lasts for a thousand years men will still say, 『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

「最光榮的時代」當然僅是在忐忑不安踽踽獨行之際的風雅自我期許，邱吉爾其實早提出警告，要消弭納粹德國於未成氣候時。在戰後他再次認為二戰的歐戰是一場「非必然的戰爭」，而是放任希特勒的結果，「最光榮的時代」自然是善後而非前瞻。然而如此真知灼見，得自深刻的戰略戰術教育嗎？邱氏就讀哈洛公校 (Harrow School)，除了英文和歷史兩科，其他學科成績並不出色，哈洛畢業後，尚且考了三次方才成功進入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畢業成績中上而已。但他學程後的軍旅記者甚至情報員生涯中，對各殖民地的深刻觀察，以及大量的歷史、哲學書籍的閱讀，才真正是他 common sense 世界觀的基礎。這種common sense，讓他在戰後下台之後，在美國包括美國總統杜魯門總統在內的聽眾，發表另一番發人深省的演說，其中他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邱吉爾更提出要恢復德國的實力，共同抵禦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散。

每憶及邱氏總總，也總想起 Peter Drucker 的幾句話，其中兩句百讀不厭，他說「少數領導者決定一個社會的結構，而不是大多數人」，「市場是由企業家所創造。企業家必須設法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在它們滿足顧客的需求之前，顧客也許感覺到那種需求。然而必須在企業家打算採取行動來滿足這些需求之後，這些需求才真正開始存在，市場也才真的誕生，否則之前的需求只是理論上的需求。顧客很可能根本沒有覺察到此等需求，只有在企業家採取行動，譬如廣告、推銷或發明新東西等手段，創造需求，需求於焉存在。每一次都是企業的行動創造了顧客。」在生產過剩資訊爆炸的今天，這兩句話更是貼切的白描。因此，貨與帝王家的貨究竟為何呢？恐怕真不是產銷人發財，恐怕真不是戰爭策略，而是哈佛初辦 MBA 時的目標，是氣度與性格的陶冶，以及世界關懷與人文修養的終極追求，才能 cultivate 像邱氏一樣人才。鍍金的入場券，也許可以成為真金白銀。MBA 如此，大學教育呢？大學與就業是真命題嗎？或許澀澤榮一倡議的士魂商才，值得我們深深品味。

作者 陳默，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MBA, Ph.d.，曾任教國內外著名大學，也在投資銀行、私募基金產業近三十年。一手寫財經論文，一手寫散文，於飲宴一道有特殊人文觀點。